什麼時候開始，我在觀寫旅人的行為呢？

在什麼時候，我開始觀察旅人的「行為」呢？

在我開始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

在我二十八歲之後。

有些事情，現在這一代的小孩應該沒有辦法理解了吧？當現在我的同學的小孩，聖誕節的時候已去芬蘭探真的聖誕老人，我這種在小學時候只希望真的有聖誕老人送一部同學或同輩親戚都有的遊戲機給自己，是不是太難連繫和想像？

小時候沒有出外經驗，但往往我都害怕失禮。而當我發現，我開始覺得香港人在論斷中國人在香港很失禮（如在地鐵衝撞，在街上大小二便，縱容小孩在吵鬧而令香港人感到煩惱……而當中國人去到東京、大阪和沖繩（沖繩的狀況聽說尤其嚴重的，因為中國去日本的多次簽證，第一個入口要在沖繩或福島，所以中國的入境客都會選擇沖繩），也真的可以很失禮。

只是，這些事情只限於中國人嗎？

三天兩夜，都有一些讀者會傳我簡訊，希望我去「寫一下叫香港人不要那麼失禮」。發生什麼事呢？他們做的事，大家大概都可以想像了。有一次，有讀者叫我「提醒一下香港人」，不要浪費食物。他在我介紹過，現在已大不如前的魚生丼屋中，點了魚生飯之後，只吃了面的魚生，浪費了所有的飯粒，讀者說，身為香港人他覺得很羞恥。另一次，另一個（對，是兩個人來的，不是來來去去都是那人在投訴找碴）讀者就對我說，他在他心儀的壽司店，見到四個港女，點了兩人份的 Omakase料理，而她們又喝了一點小酒：「她們說話很大聲。你可以叫香港人不要在外地那麼失禮嗎？」

首先，我不會明白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我這有這個能力。尤其是大家都想像我是一個什麼 KOL （我覺得我到今天都不明白什麼是 KOL 的。說話有力的人，不是應該有節有理有據有層次有邏輯的嗎？但現在在坊間被稱為 KOL 的人，有幾多真的有 opinion，甚至有信念呢？），我就可以教到香港人。

如果我真的可以教到香港人，我會告訴他們，相信雷動計劃投票，會令香港的政治水平降低。

如果我真的可以教到香港人，我會告訴他們，做學生應該準時交功課，不應讓老師等足一星期。

如果我真的可以教到香港人，

我也許不能教，但我可以分析現象。對這種「旅人品格」的追求，我想分三點去理解：

一、旅人的本義

為什麼我們會害怕香港人失禮？而你又為什麼覺得香港人在去日本的時候不失禮呢？

看看這一節，我六年前在某報寫的專欄：

男師奶遊日本

有一對香港情侶在等著付款。

「東西真的貴。而且那麼多，怎麼可以全買完？」男的穿著一件一看就知就有十年或以上歷史的白色老Ｔ恤，四色四腳骨褲，New Balance球鞋，戴著金絲眼鏡，禿頭。一邊看著女伴的購物籃，一邊自說自話：「這東西，香港沒有嗎？要在這兒買。」

女的化了濃妝，雖不至於是《少林足球》的趙薇，但也跟2010年的環境有點不咬弦：「有啦。」她沒有回話。店員看見港女買了一盒可以治療膊頭緊張疼痛的磁石貼，知道出了新款式，就向港女推介，這對男女不會日語，店員用簡單的日語和身體語言說，他們選的那款磁貼沒有熱力功效，新出的款式才有。他們唯唯諾諾的接受了店員的推介，那男的卻大大聲聲用廣東話說：「一定是這東西賣不出，才sell我們這個。一定是這東西賣不出，才sell我們。」

我很想對他說，你的表現，很像一個師奶。原來男師奶比真師奶更師奶。

斤斤計較，總覺得別人會找自己著數，話重重覆覆沒有內容，都像一些大鄉里出城的「師奶仔」所為。為什麼這種那港女會肯跟男師奶在一起？她是女同志嗎？也許港男港女的比例真的失衡了。急著要結婚，就忘了有些男人，是選不得的，像那個禿頭金絲眼鏡活得像師奶的女人。

結果，去日本的人，往往就要滿足很多沒有去的人的「想像」。

「至少也買點零食回去吧？」朋友聽完我談到「邪留丸」的故事後說。

我明白的。2005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的Guido Carlo Pigliasco 發表了一份關於日本的ＯＬ在夏威夷買手信的習慣的田野調查論文，他的結論是，去夏威夷的ＯＬ，買手信的時候，根本不是為了滿足「手信」的本質需要。她們買手信回去，一定要選一些「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夏威夷的東西」。但對日本的ＯＬ來說，夏威夷的手信，都不是夏威夷的東西，而是一些「他們認為是夏威夷」的東西，如果仁巧克力等等。而且，ＯＬ們買手信的原因，往往都不是真的和那些人很好朋友，只是因為「不買不好」。

就像很多香港ＯＬ去完什麼地方，都要買一二三四包零嘴放到公司的pantry（茶水間）一樣。

因此，我得認命了。帶人家去買手信，一定要給人家感覺到她們的手信是從日本回來，而且是「扮有心機」就得。

「你不可以買一些太頹的回去的。你買一些好像是在大超級市場可以找到的，會給人家說的。」

好吧，就去這幾家超級市場，買一些零食回去好了。反正，那些塵世的俗務，應早一點解決，好等我繼續自由地玩樂。

（原文刊於：《大阪－－一人幽默之旅》，P, 146-147，精英文化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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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街之後，有讀者回應，說「為什麼香港人那麼失禮，總在藥妝店那麼吵鬧」。情況就好像中國遊客來香港的藥材店買東西一樣。有一次，有一個說國語的中年女士問藥材店的人，「這個黨蔘是正貨嗎？」我在旁邊大笑，忍不住，對大媽說：「如果是假的，他會告訴你嗎？」之後大媽就好像恍然大悟，對我說：「對，你這話說得真好。」

對，我們在冒險的時候，我們都應該知道

為什麼這位男師奶，會覺得日本人在騙他呢？旅行的本質，如果是冒險的話，就有被騙的可能性。就像我的朋友去南美等地方住那些旅人民宿，又或是讀《水滸傳》之時那些人遇上黑店等等。如果我們還有時間去理會自己有沒有品位，有沒有穿著得宜，那就代表，你們去的地方：一、相對很安全。二、可預計性很高。在這種文化之中，「旅人的品格」才有發展的市場。

二、消費的重心

消費是開心的。對，錢難賺，花錢就得要花得豪，花得盡興，花得開心。否則，那些主張「喪食、喪買、喪玩」的旅遊介紹，不會得到那麼多支持。

在香港，花了錢，只要大爺老娘高興，我想做什麼。就像現在，去香港的演唱會，大家都不是聽歌，而是去唱歌的。你看鄭秀文的演唱會？那次那種聲線水準上台表演，可算是對鄭氏演藝生命中的污點，但是對粉絲而言，倒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們會自攜唱Ｋ神器去唱。又例如，2016年張學友在開演唱會，當他唱《怎麼捨得你》那句「卻等不到你」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大聲的高叫「你等到啦，我黎左啦！」，陳奕迅在唱《富士山下》的時候，改了歌詞問為什麼在唱到最深情之處，都會有人無聊地大叫「Eason~~~ Eason~~~~~」，你猜在什麼時候，觀眾才可以真的完整的去聽他唱一次現場版的《富士山下》是沒有人叫Eason的呢？

應該不可以了。因為，早幾年，我已寫過類似的事情：

無禮的人和失禮的人

你在香港有看電影和看演唱會嗎？香港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當我們談及香港文化的時候，總會說香港是娛樂文化之都，有輝煌的過去。我們曾經有享譽全亞洲的張國榮和梅艷芳，當時日本人韓國人因為想聽張國榮黎明的歌而學廣東話，韓星最愛看港產片中的周潤發周星馳，台灣人會買 Mark哥褸，視擁有一件Mark哥褸為時尚的表現。直至現在，仍有很多人在網路打機的時候認識台灣人，會問香港的玩家，銅鑼灣是不是一個充滿黑社會的地方，還會問「洪興社」是否存在。他們看太多《古惑仔》系列的電影。

香港的觀眾在演唱會的場地和電影院的表現，就真的不像是「大娛樂之都」的都民。香港市場，應是這世界最難討好的市場吧？紅館場地小（相對鳥巢或台北小巨蛋），場地太大，觀眾又會嫌台上偶像太小不易看。票價還不能定得太高：不少台灣演唱會，如孫燕姿的門票，需要 3600台幣，泰國的韓星演唱會，也需要過萬銖，是大學生畢業收入的1/4甚至一半。我們賣580，大概佔大學畢業生的薪水的5%已叫「貴」。

不少香港觀眾的心態，和他們口中恨得要死的國內自由行遊客類似：他們付款，他們就是大爺：遲到、早退、在場館內講電話，用電話……結果，現在演唱會都不會準時開場，看電影的時候手機的燈光閃著閃著。有一次，去看某位大隻電視小生的舞台演出，有一名看上去很少到劇場，只是為了看肉的觀眾，在表演途中講電話，說那個演出好悶好悶，小生沒有脫衣服，快走了快走了……香港人，付了錢，就是大爺。這些「大爺」行為是否騷擾別人，是否失禮，香港人好像一點都不在乎。

上幾個星期，在東京看了四人美聲男團Il Divo在東京的演出。整個場景，令我很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都是亞洲人，東京的觀眾可以這麼不同。Il Divo是四個不同國籍的歌手，他們唱一首歌，即使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Memory》、《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他們都會唱好幾種不同的語言。但在場的觀眾，絕對不是那些自命有知識有學問有taste的中環女律師或投資銀行從業員，而是一些中高年的觀眾。我身後的婆婆，是Il Divo的粉絲。她穿了一整套和服，梳了一個髮髻，盛裝出席。席間她跟朋友說，她會再去大阪再看四人的演出，大阪的那個會場有幾多位置。婆婆對演出者的背景和八卦資料都非常熟悉，她完全知道他們新曲是什麼，而這一隊2004年組成，演出十年的男團十年前唱過什麼，她都好像數得出來。就連成員之中那位離婚，那位離婚後把自己前妻的子女都領養了的八卦消息，她都一一告訴我。演出七時開場，六時恭候。觀眾就真的恭候，因為她們會排隊買紀念品。而在七時零三分，九成半觀眾已經進場，節目就可以開始。

表演期間，沒有人拿出手機拍照，沒有人拍片，沒有人打candy crush，沒有人覺得悶而聊天。偶爾看到一些大概是被太太硬拉來看的男觀眾，那些中高年的叔叔伯伯，都看得很投入。Il Divo的表演當然精彩，畢竟四人都合作十年，在日本有很多狂熱的粉絲。Il Divo的成員 Seb於他下榻的酒店和我跟幾位香港記者一起吃中飯的時候說：「日本的粉絲他們很熱情，也很忠心。但他們很靜。我們在日本，聽不到她們歡呼，但他們就是每一場都會來看。是很忠誠的粉絲。」而另一位成員Ures就說：「日本人是很靜。但在日本真的很舒服。而中國人呢，我們曾經到過北京、上海，中國人就什麼都比較吵一點。這一點很不同。」

中國人很吵，看來已變成某種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文化觀察」中的必備條目。而日本人很靜，在演唱會中的表現：打扮得宜，表現得體。尊重表演者，尊重場合，也尊重自己消費的過程。就是日本人生存在日本一種必要的禮貌吧？畢竟，在日本看一場演唱會，一點也不便宜，花了時間花了錢，自然會好好享受。可是，在香港，看電影看演唱會，就好像是情侶交往的「必經階段」，情侶沒事好做，就什麼戲都要看。結果，我聽不少朋友，在跟男朋友交往的時候，經常看電影，即使累得要死，那電影悶得發慌，都得要看。因為，在香港拍拖就是要看電影，吃飯，行街。所以，很多情侶看電影都像一個儀式，女的從不愛看《鐵甲威龍》《Ironman》、男的覺得《向陽處的她》《獨家試愛》悶得要死。但，相處，就是這樣呀。結果，大家都好像被迫要去看一些自己不想看的東西。自然不會尊重電影院、演唱會那個場域。

（原文刊於 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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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演唱會和旅行一樣，對我而言，也只是消費。花錢花得有沒有品位這回事，只有身教，沒有言教的。

當我在面書說，希望香港人不要「兩個人吃一份壽司」的時候，已有網民（那些沒有在我面書專頁讚好，又要留言的，我就會叫他們網民，而不是毒者）留言，說「咁食唔晒又話浪費食物，點少一點又話無禮貌，咁點呀？你講撚晒啦！」怎麼辦？吃足夠的就算，不是人類的基本天性嗎？如果去一間餐廳就飽了，那就不要去第二家呀？為什麼香港人會這樣想？很簡單，老子老娘有的是錢，你理我如何花？

三、社交網路的場域

最後，我相信在「旅人品格」這件事上，社交網路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近十年前，我寫過這麼的一篇文章：

超級圓形南韓

你你我我，天天都被看。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oult）於《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 提出了一個叫「圓形監獄」的比喻。「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字根源自希臘文，語意為「無所不見的地方」（All-seeing place）。

「圓形監獄」，顧名思義，那棟建築物屬圓柱形，管理的人就在建築物的圓心位置，牢房則設於圓周邊緣。牢房的門向圓心，監視人員可於出口透光處觀察罪犯。犯人知道位在中心監視塔有人看著他，但他卻無法知道此時此刻是否受到監視。這一種來自於受監視者個人內心的想像，想像自己正受監視，就形成犯人約束自己的力量來源，甚至大於監視者當面所進行的監視。

小題：全民大偷拍

今年二月，《洛杉磯時報》的駐韓特派記者 John M. Glionna 就報導了韓國政府最近以獎金利誘民眾檢舉違規事項，只要拍得「任何市民」的任何「違法」行為，政府都會發放獎金。在經濟不景氣的大前題下，天來外快，人人爭先。不少失業人士、家庭主婦、大學生都加入全民偷拍行列。紛紛當起偷拍狗仔隊。

這個「全民大偷拍」行動，可以檢舉的類別很多，而且分工有致。有專拍民眾在非吸煙區點煙的打工男，有的就負責向在非可燃垃圾日扔可燃垃圾的主婦埋手、更有的是專門針對商店賣過期商品予小孩或老人或漏開統一發票，以至公務員涉嫌貪瀆、違反選舉法、非法賣淫等等。根據分工，全民狗仔隊更有自己的名字。拍公務員貪污的會自稱“Seonparazzi”、專門捉亂拋垃圾的叫“Ssuparazzi"，而抓賣淫的，叫“Seongparazzi”。

本來在油站當加油工人的三十四歲男人說：「只是偷拍一些小犯罪，已經令我一個月賺了三千美元。這是很好賺的錢，我一定不會回去當加油員。」

在南韓，這種專門偷拍別人小罪行的相機男，叫“Camera-bugs”，每一名市民，只要提供到一些「可供入罪」的相片舉證，如在非吸煙區點煙（只是點，不一定有吸），就可以得到五萬韓圜（即約三十六美元，約二百八十港元）；而如果拍得政府官員貪污的「證據」就更有可能得到二十億韓圜（即約一百四十萬美元，約一千萬港元）。為了應付這個「龐大的新興就業市場」，全國就有不同的「偷拍補習班」。入讀只需要大概二千港元，就可以參加為期的三天的狗仔隊工作坊。當中內容包括剪片技巧、針孔攝影機的操作方法、如何跟蹤有可疑人物等等。雖然沒有官方的數字統計，但有說只是首爾地區，就有超過五百名「專業全民狗仔隊」。

有南韓的官員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說他們不認為這個「政策」牽涉私隱或道德問題：「（全民狗仔隊）沒有犯法，所以我沒有理由管制他們。他們有沒有干涉別人的私生活？有沒有？」

如果只是拍照，我想是沒有的。大抵全城熱播的《巴士阿叔》、《地鐵激咀學生妹》等猛片的攝影師，大抵都不覺得他們是做錯事的。

小題：這是吃人的時代

韓國中央大學公共政策系教授朴興植說：「在韓國文化中，我們不喜歡鄰居監視我們的。在小學的時候，如果你去告狀，去告你的同學做錯事，就是『血統不好』（Bad blood），放學後或許會被打的。」

但是錢，始終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東西。

負責偷拍學校的閔成玉（譯音）說：「說狗仔隊不好的人，大多是自己有不可見光的事。那些身家清白的，大多對我們沒有甚麼意見。」

比方說，大學生 K 就專門去找那些不開發票的店鋪。他說：「我會先在網上看看那家鋪的資料，包括他的人流和生意額。那些人以為政府不夠人執法，就犯法，我不覺得我做了甚麼不好的事，他們做錯了事，我檢舉，又有錢可以收，又有甚麼問題？」

傅柯說當代社會就像一個「圓形監獄」。社會看上去很像一個「有紀律的社會」，原因是因為人就好像活在一個「圓形監獄」當中，同時有監視者和受監視者的特殊關係。美國的現代主義學者波士特（Mark Poster）從「圓形監獄」理論中，引伸用以解釋當今資訊科技廣的泛使用以及進展快速所造成的更強大的監控機制，即電子監控之下的「超級圓形監獄」（Superpanopticon）理論。波士特說，我們現在活於一個「超級圓形監獄」，它超越時間、空間限制，政府藉由網際網路的使用，「操控資訊活動，打闢公、私生活的分界，在我們真實的、肉體的自我之下，另行形塑眾多的數位人格」，人們將陷於無所遁逃的監控之中。監視者為國家、企業以及任何的個體，分別監控著國民、勞工、消費者以及使用網路的任何人，如此形成一個完整龐大、鋪天蓋地的「監視宇宙」（Surveillance universe）。

換言之，資訊時代中，網路的控制將有增無減。政府用「個人識別碼」；商人從顧客的基本資料到購物習慣中，看出個別消費者消費形態，附以個人化廣告宣傳，吸引持續消費以增加利潤。至於在私隱平賣場，互聯網上的任何個體，從 Facebook 到 Twitters 的片言隻語，從而掌握網路使用者的相關資本資料，個人隱私以至瞬間即逝的意見和情感，縱使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誰在監視，但我們的生活，就是無時無刻都有機會被看、被下載、被印到雜誌上賣錢。

韓國的全民狗仔隊，以至香港雜誌派出狗仔隊追訪「30k 港女」，學生地鐵站車輪戰，機場阿姐到巴士阿叔，都在提醒我們，由哇哇墮地的一剎那起，我們就處於「超級圓形監獄」。這是時代，這是吃人的時代。

（原文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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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 Ohmynews 和社交網路的出現，已經有人說過，我們社會將會進入「全民監察全民」的年代，就像2016年發生的某位網民到一家「隱世小店」喝酒，只點兩杯小酒之後再留下垃圾一事，一沉百踩，仿佛那個打開門口做生意批鬥客人的日本人就無錯一樣。

在輔仁媒體，有一個在日本有工作經驗的作者就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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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親日本啲餐廳食飯，啲女一見到我著住大褸就仆埋嚟幫我除再掛埋，見到我手上拎住垃圾仲好似豬乸咁問我要唔要幫我掉。

平時啲日本人就係咁廢，卑躬屈膝，前「GO MEN 啦西」後「書咪媽腥」，真係垃撚圾。日本就係要抬頭，特別係對住嗰班支那人泡菜人。啲人攻擊鬧冰水KOL個日本老闆係右翼，右翼咪右翼囉，無聊到好似啲黃絲咁抵制選舉期間貼建制海報嘅小店咁，人有政見得罪你呀？

所以日本老闆呢啲咪係老闆應有嘅霸氣囉，駛乜畀面你班支那人？唔稀罕你果單小生意呀！淨做熟客生意呀！冇錯呀香港人係支那人呀，日本人都會話香港已回歸中國，我哋呢啲「香港人」根本就係支那人。咩貨幣唔同語言唔同，事實就係事實，97年已經回歸咗啦！

不過，真正嘅支那人其實比「支那香港人」更加團結，前排有人開post話自己個仔畀支那小朋友打冇人幫拖，反而對面就越來越多人加入。

做支那香港人係慘啲嘅，無做錯都已經冇人幫，柒過就更加永不翻身添，各位小心做人呀。

（原文刊於：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6/11/27/146733/%E8%80%81%E9%97%86%E5%B0%B1%E6%98%AF%E8%A6%81%E9%9C%B8%E6%B0%A3/，擷取日期：2016年12月29日）

當事情上了社交網路，真相，道理，對錯，已經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網民喜歡或是不喜歡那個人。如果我去旅行，有垃圾不知道如何處理，以我經驗，是從來沒有店家會介意幫我處理的（當然，你默不作聲留下又是另一回事）。至於店家的政治立場，又或是我應用什麼名字訂位，都只是旁枝末節。網路討論過後，那些事情就好像不再重要。說到底，有幾多香港人真的覺得自己需要做一個有品的人呢？

最後，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在《多啦Ａ夢》（係啦係啦，我知，叫《叮噹》丫嘛）中，有一集，叫「誠實之泉」，大家有看過嗎？話說那一天，大雄的爸爸不小心吃了多啦Ａ夢的豆沙餅，多啦Ａ夢傷心欲絕，於是就拿出了「樵夫之泉」這件法寶。那是《金斧頭銀斧頭》故事內，住了女神的那個水泉。

只要把那些不好的、舊的、破爛的東西進去，女神就會出來，問你：「請問你掉下的，是這個美好的ＸＸＸ嗎？」這個時候，如果你說謊，說那美好的東西是你的，那就會一無所有。但如果你誠實作答，你本來的東西是次等的，那女神就會賞賜那美好的東西給你。

這故事吊詭的地方是，原本《金斧頭銀斧頭》的故事，樵夫不知道他說實話之後會得到好處，他的誠實，是真誠的誠實。但《多啦Ａ夢》版的《樵夫之泉》，叮噹大雄小夫靜香胖虎都知悉他說實話，就會得到好處，說實話不是美德，而是得到「更多更好」的「動機」。那有什麼分別呢？

小時候，老師教我們要做一個好人，要有仁有德，不是因為我們害怕「沒有品之後會被罵」，那只是教稚兒或教狗的時候用的「方法」。人之所以是人，因為我們不為什麼，都會向善求善。但如果現在我們要求自己在旅行是有品格，只是因為我們害怕「被批鬥」、「被演繹」、「被炎上」、「被闡釋」，「有品」這回事不是「自身修行」出來的成果，而是「害怕後果」而出現的「動機」，那種「品格」發展出來，會有什麼不同呢？活在別人的監視和目光的批鬥下，人類又會如何思考和行動呢？才是這書想大家記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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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上年的小書《日本品－－旅行課》的序文。今年的《戀愛課》，也希望大家支持支持一下。